刚上大学，觉得美国很自由，很民主，去了韩国留学，感觉韩国天天好像都有人抗议，也tmd民主 （这帮欺负我国火炬传递中留学生的韩国杂碎，狗屁不懂，自己的国家都不住的美国哈巴狗）。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，尤其是西藏 火炬问题，发现他们都是彻底的脱了裤子放屁，装高雅，看看这次地震中 我们的军队，保证百姓的生存权就是最大的民主，生存都没有还谈什么民主。

 

   尽管桥毁路损，尽管大雨滂沱，尽管给养与补给一时难以到位，可透过央视直播画面，先期到达的解放军官兵不计条件、不顾安危、不怕牺牲、义无反顾的身影，全国人民真切感受着、感慨着：你们———最值得人民尊敬的你们，特别听指挥，特别肯吃苦，特别能承受，特别能战斗！国难当头，你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！

     国家有难，舍我其谁！人民遭灾，我不上谁上！为了灾民早一刻摆脱灾情煎熬，为了在断壁残垣中拯救更多生命，你们再次发扬了人民军队光荣传统，再次演绎了载入史册、已凝聚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的“九八抗洪精神”。

什么叫真正的人民军队，什么是危难时刻最可信赖的人———对今天的年轻人，没有比较，也许认知还不是那么清晰。

拿“九八”抗洪比，拿今春抗雪灾比，是作纵向对比，有人还不那么信服，还存有些许疑虑。那就让我们对中美军队在抗灾中的表现作个横向对比：

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疯狂袭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，千万灾民望眼欲穿，可美国大兵和国民警卫队的表现又如何呢？直升机象征性投几个沙包就以天太暗为由拉倒了，至于兴师动众驶来的两栖登陆舰，只能算是为新奥尔良的灾民壮胆来了。新奥尔良市警察局长沃伦·利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愤怒地表示：“灾难发生后，我们对联邦政府充满期待，可在灾难发生后的头三天时间里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。在灾难发生48小时后，第一批国民警卫队分乘40辆装甲车开进新奥尔良，然而，令我们震惊的是，他们抵达目的地后所做的第一桩事居然是找地方睡觉和打牌！在整整72个小时里，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帮助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我们为什么打不赢伊拉克战争了。”

有比较才能分高下。解放军在人民危难时刻敢顶、敢扛的战斗能力，只是广大读者所能直接感受到的能力。相对隐蔽的另一种战斗能力是招之即来的“快速反应”能力，包括指挥调度能力，集结投送能力，后勤保障能力，信息通畅能力等等。识者所知，救大灾犹如打大仗、硬仗，解放军汶川亮相，其能力和战斗意志，直接检验新时期中国军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进步，展示和印证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之阶段性成果。强兵佑国，解放军能力之强，民众未必人人感同身受，但我们的“对手”一定深切感受到了并不断感受着……

打虎亲兄弟、上阵子弟兵。你们用血肉之躯铸就的“零八”抗震救灾壮举，将再次铸就中华民族无所畏惧、百折不挠的英雄史诗。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，这一次，还是解放军！

    最近有媒体报道，印度宣布将实行全民免费上网，同时世行发布报告指出，中国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10%，是发达国家的10倍。对此，北邮教授曾剑秋称，中国上网费不贵，世行以“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比重”作为考量标准是不科学的，科学的标准应当是“绝对值比较法”。照他的说法，中国的宽带包月服务“一般价位在80－120元左右，而美国、英国等国相关费用在20美元左右，中国的资费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。”5月3日，信产部也作出了类似的表态。

　　看了这则消息，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哑口无言。国民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按不同国家进行对比，这是国际惯例。如果消费价格不按收入比重而按绝对值比较的话，那现在的中国还不算最优越，应当回到二十多年前。且不说这种计算法的荒谬绝伦，也不说国内的带宽及服务远不如国外，就拿我所在城市来说，自今年起，电信部门就已经成倍增加上网费用，原来的宽带包月是每月70元左右，如今一下子变成了150元，即使按绝对值也与英美相差无几了。

　　曾教授代表公众称：“比较起几年前的资费，所有人都会感觉中国的上网资费有明显下降。”我上网的历史也不短了，可我愚钝，咋就感觉不出来呢？曾教授振振有词地说，制约互联网收费的因素是，要搞基础设施建设，要拓展市场，谁知这又露了马脚，因为其言下之意承认了上网收费的确很高。但既然是市场，就应当利用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，除非码准了消费者舍此别无办法，但这样一来不是垄断又是什么？我佩服曾教授的只有一点，就是这样颠三倒四的言论，今天连那些低素质官员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了。

　　更有意思的是《中国青年报》针对此事发表的文章，文章夸张地打出了民族主义牌，声称曾教授虽然可能是为垄断利益服务，但世行报告代表的则是跨国公司和新自由主义，目的是降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本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。原来如此，电信部门涨价是为了打击跨国资本和新自由主义，所以必须牺牲公众的利益。你不赞同吗？你就是罔顾国家利益，见小利而忘大义。

　　可是，今天中国不是在改革开放吗？不是在市场经济吗？难道国民的利益就不是国家利益？按照《中国青年报》这篇文章的逻辑，医药、交通、教育、房地产，哪一个行业不能声称自己是出于国家利益？这篇文章别出心裁，将商业利益上纲上线到国家层面，倒让我恍惚了好一阵，浑不知今夕是何夕。垄断经营已成公害，就连政府主管部门也常出面斥责，意识到垄断腐败将损害社会和谐，却没想到还有人为这种垄断鼓与呼。

　　要说服消费者认同互联网资费过高，得拿出别的理由来，拿出市场经济的理由来。曾教授的奇谈怪论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那篇文章，不过是把大家当傻子。但忽悠也罢，吓唬也罢，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了，在各种争论面前，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分析。新浪网就此作的调查显示，95%的网民认为上网费偏高，便是最好的回答。从前那种动辄以国家民族为旗帜，号召公众作出牺牲的言论，人们如今的确会想一想，“这背后是不是有某种利益控制着，是不是某种商业意识形态的烟幕？”今天的专家学者在公众心目中形象不佳，实在是有道理。某些专家学者出于利益驱动，整天奇谈迭出，这本不足为怪，但不顾起码的思维逻辑和常识，不惧公众笑骂，这样的人却是少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称，中国是乐感文化，不是耻感文化，如今想来，的确是深刻之论。君不见，总有那么一些人，善于将耻辱之事转化为快乐，而且其乐无穷。

媒体报道东莞童工现象之后，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展开解救行动。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，许多童工不知所措。一个小女孩哭着说：“我不想回家，我爸爸妈妈已经把我卖了。”对此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侯远高称：贫穷才是真正的原因。作为这类观点的有力注解，一位童工妈妈在听到记者描述“你儿子两三天才能吃到一顿米饭”后，第一反应竟然是“什么，两三天就能吃到一顿米饭？”刚还为儿子失踪痛哭的她，突然变得一脸惊喜。
　　
　　贫穷在这一刻显现出它压倒一切的力量，那位童工妈妈脸上的惊喜甚至让人怀疑解救行动的正义性。暴力工头、黑中介、不良企业也不再如想像中的那么面目狰狞。而且这种解释之下，渎职的监管部门对企业非法雇用童工行为视若不见，似乎也成了给人一条生路的良心之举。
　　
　　人吃人是最罪恶的吧？可在饥荒年代，“易子而食”不也曾是可谅的行为么？用贫穷去解释原因，则人间一切罪恶都是可谅的。用贫穷来解释东莞童工现象，那将是没有人有罪，甚至有罪的也可以被解释为正义化身。禁止雇用童工的法律也成了劣法，因为这种情况下禁止雇用童工即意味着堵住了孩子的最后生路。
　　
　　但当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悄然无耻地放弃了责任，彻底以良知沦丧的态度来谈论这一问题。２００２年６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９０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将每年６月１２日定为“世界无童工日”。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承诺中国政府打击雇佣、使用童工的非法行为。当我们作出类似的表态时，已经实质上承诺担负起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，即不让做童工成为孩子的最后生存方式，让孩子不做童工也能活下去。这意味着当孩子的生存受到威胁时，社会必须伸出救援之手，而不是让他们孤立无援地以做童工来自我求存。
　　
　　如果有关部门没有尽到它的责任，我们应该督促和协助它尽到它的责任，而不是以贫穷为理由解释一切罪恶，掩盖良知继续在无耻中自得下去。我们要问，有关部门为孩子做了什么，我们的官员，到底再做什么？为谁做？